定渔阳彭宠之战

东汉初，东北边有三患：渔阳彭宠、乐浪王调及匈奴-鲜卑-乌桓联盟。平定彭宠，使得刘秀取得了巩固河北基地和调整集团结构的双重战果，为其**一统中原和建立东汉王朝奠定了坚实基础。

河北是刘秀争雄关东的后方基地，渔阳彭宠反汉后威胁到了河北的安全，故平渔阳之乱是东汉在东北（西南边缘）地区的首场重要战事。

（一）战前关系

虽然彭宠在东汉立朝前早已臣于刘秀，但至公元26年初双方积怨已深。从更始二年（24）至建武二年（26）二月反汉前，彭宠隶属于刘秀集团。《后汉书》载：刘秀至河北后招抚彭宠，宠归并发兵助光武，于是“光武承制封宠建忠侯，赐号大将军”。刘秀在建武元年（25）称帝，并于二年（26）初大封功臣，由是时“而宠独无所加”可知，彭宠保持“建忠侯、大将军”之封不变。

更始二年（24）初至战铜马时，彭宠是刘秀立足河北的重要助力之一，此后二人渐生间隙。《后汉书》载：刘秀围攻邯郸时，彭“宠转粮食，前后不绝”，为其提供了重要的后勤保障。

“及王郎死，光武追铜马，北至蓟。”“宠上谒”，二人间出现间隙并公开化——“光武知之”。至光武称帝时刘、彭矛盾渐深，加之其又与幽州牧朱浮不和，彭宠与刘秀集团矛盾激化。建武二年（26），刘秀在朱浮陷害彭宠事件中偏袒朱浮，欲以朱浮**彭宠谋反而除之，至此彭宠与刘秀的矛盾已经**尖锐。

（二）战前形势

战前，渔阳以逸待劳、刘秀忙于争霸关内，在军力上是刘秀占有明显优势。彭氏父子相继为渔阳太守，故彭宠在渔阳有非常坚实的统治基础。《后汉书》载：西汉时，彭宠“父，宏，哀帝时为渔阳太守”；及“更始立”，更始使者韩鸿“即拜宠偏将军，行渔阳太守事”。东汉初刘秀命彭宠进京时，彭“宠又与常所亲信吏计议，皆怀怨于浮，莫有劝行者”。

新莽时期天下大乱，渔阳少受战乱**且郡富兵强。渔阳为幽州十郡之一且又是西汉北防匈奴的重郡，其突骑当不在少数，但初彭宠投靠刘秀阵营时只“发步骑三千人”，故渔阳郡应保留了相当数量的突骑等军事力量。此外，渔阳北有匈奴、南有张步等，具有连兵制汉的优越地理条件。

在彭宠为乱前，刘秀已据河北而拥突骑，军力雄厚。更始二年（24）初，刘秀得上谷军与渔阳军，五月其杀盘据河北的王郎，得河北大部。灭王郎后，刘秀攻义军前，先击杀了更始在幽州的使者以夺十郡突骑。是年秋，他命耿“弇到上谷，收韦顺、蔡充斩之”，命吴汉计杀苗曾于无终，自此“以后，以上谷、渔阳为主的幽州十郡兵”为刘秀所用，成为其征战天下的重要依靠力量。

与此同时，刘秀的帐下还云集了大量能征善战的将领，如冯异、耿弇、及渔阳旧吏吴汉严宣、盖延、王梁等。刘秀的军队不**质量上的优势，在数量上也极为可观，破服铜马时刘秀已兵“众遂数十万”。建武元年（25），刘秀为解决河北的**隐患而攻大枪、尤来等义军，“追至右北平，连破之”，后迫“贼入渔阳”，吴汉等追及渔阳潞东与平谷大败之，斩首“三千余级”，至右北平浚靡县而还，大枪等“贼散入辽西、辽东，为乌桓、貊人所钞击略尽”。至此，刘秀基本全据河北。

建武元年（25），刘秀称帝建立东汉；同年末，其将战略**由河北转移至关内。当时中原割据势力林立，从建武二年（26）初刘秀开始参与中原争霸，当年刘秀先是命邓禹与赤眉两争长安，后又派兵攻刘永、延岑等，故彭宠反汉前刘秀虽兵多将广但一时之间也难以北顾渔阳。相对而言，当时总体局势是朝着有利于刘秀的方向发展的，彭宠只是占有一时一地的局部优势。

（三）彭宠叛乱原因、刘秀平乱过程及战后措施

1、彭宠叛乱原因及导火索

彭宠叛乱原因有二：彭宠性强不懂隐忍是次要原因，刘秀欲逼其反以调整统治集团内部结构是主要原因。更始二年（24）秋，破王郎后彭“宠上谒，自负其功，意望甚高，光武接之不能满，以此怀不平”。建武元年（25年），刘秀称帝后没有对彭宠大加封赏，这使得彭宠心生怨言。彭宠的不满，刘秀在更始二年时已知之。

首先，刘秀对彭宠有疑忌。孙家洲认为彭宠降秀前有犹豫之情，“而在刘秀进据中原时，彭宠也末带兵追随，仍坐守河北的大后方——渔阳，刘秀对其当然是疑忌和防范的”。

其次，彭宠属河北渔阳的北人集团，刘秀欲通过“逼反—平定彭宠”事件“借助南人钳制北人”。此外，彭宠其妻的因素亦不可忽略。彭宠与其左右商讨是否应诏进京前，先与其妻私议，史载：“而其妻素刚，不堪抑屈，固劝无受召”。后，彭宠终未进京。

刘秀派子后兰卿谕促彭宠进京是渔阳之乱的直接导火索。建武二年（26）春，彭宠受朱浮陷害时曾与光武帝书、请求与朱浮同征进京以辩清白，光武帝不允。当时，光武帝袒护朱浮已使彭宠“益以自疑”，随后光武帝又命“彭宠从弟子后兰卿喻之，宠因留子后兰卿，遂发兵反”。

2、刘秀平乱过程：主要分为三阶段：彭宠主攻、两方相持、东汉定渔阳。

（1）**阶段：公元26年二月至28年五月前，彭宠主攻、东汉退败。建武二年（26）二月56，彭宠为刘秀所逼、举兵反汉。彭宠初反时，刘秀主力正与刘永、邓奉及赤眉等胶战，一时无力以大军兵击彭宠、只能以限制为主要应对之策，故彭宠初能有捷。

是时，彭宠由渔阳出发，“自将二万余人攻朱浮于蓟”城，同时又“分兵徇广阳、上谷、右北平”，并多次派使劝诱上谷太守耿况同反，况不应、斩渔阳使。按：彭宠攻右北平时，以其郡治无终为主攻方向。

为解蓟城之围以保后方河北安全，同年秋刘秀命游击将军邓隆出军救蓟，后为彭宠声东击西之计击破，朱浮只好固守蓟城以图自保。建武三年（27年）春，彭“宠遂拔右北平、上谷数县”。为赢得外援，彭宠送**财物与匈奴和亲，于是匈奴“单于使左南将军七八千骑，往来为游兵以助宠”；同时，宠又结张步以共抗东汉。二至四月间，彭宠以优势兵力“遂攻拔蓟城，自立为燕王”。是时，其当已经攻占右北平郡。同年，“涿郡太守张丰反”东汉，“与彭宠连兵”。彭宠对河北威胁渐重。

交战期间之局势:彭宠除与张丰、匈奴直接联兵外，其还通过张步又与刘永、董宪形成间接联系。这一阶段，彭宠虽趁刘秀无力北顾之机占据今河北北部大部地区，但由于有上谷耿况北牵匈奴、南制渔阳，故宠之危害终是有限。见宠势渐盛，耿弇“因见自请北收上谷兵未发者”，欲以定之。彭宠没能统协联盟各方共击刘秀，这为刘秀重夺取渔阳之战的主动权埋下了伏笔。

（2）第二阶段：公元28年五月至29年初，彭宠与刘秀相峙不下。在祭遵、上谷的配合下，战争渐向有利于刘秀的方向发展。自此，彭宠被迫转攻为守，虽然彭宠受上谷与良乡之北、西两线夹攻，但因刘秀所派兵力有限，故该时期渔阳与东汉实际进入对峙阶段。彭宠已难以为患。

（3）第三阶段：公元29年春，渔阳内乱，东汉继击定之。彭宠之乱结束。在军力相若的情况下，祭遵之所以能平定渔阳主要得益于渔阳的两次内乱。因是刘秀有意迫使彭宠谋反，故彭宠徒称燕王却无与刘秀争霸之实，客观而言其应定性为刘氏集团的一场内乱。

战后措施

刘秀重拥渔阳后主要对渔阳和上谷进行了整顿，措施主要有五：

（1）不罪朱浮：虽然朱浮引起彭宠之乱并在交战中弃蓟城逃归，但由于其所行事乃刘秀授意，故事后刘秀并末降罪朱浮。

（2）夷彭氏一族：苍头子密以彭宠及其妻首级降于东汉，被“封为不义侯”后，国师韩利亦以彭宠之子彭午首降汉。虽然彭宠及其妻子已俱亡，但战后东汉仍“夷其宗族”以相惩戒。

（3）奖功臣：上谷耿况、耿舒父子在渔阳之战中对彭宠牵制有功，刘秀对二人皆有嘉将。

（4）置渔阳太守：宠后，光武帝以扶风郭伋为渔阳太守。郭伋后，东汉又以陈诉、田飒、张堪等为渔阳太守，刘秀通过封置太守的方式**控制了渔阳郡。

（5）削上谷耿况势力：上谷地本属耿氏父子势力，在平宠后，刘秀以奖赏之名通过明升暗降的手段将耿况引至京师，赐甲弟及官爵以收其兵权；建武九年（33），刘秀正式以王霸替况为上谷太守，至永平二年（59）霸方因病免职。至此，刘秀其本掌握了幽州等北方诸郡的控制权。

战后形势

平定渔阳后，刘秀继平乐浪，一边维稳东北、一边统一天下。刘秀通过**北人功臣集团，加强了皇权和对河北的控制。彭宠被朱浮所陷时先向光武上书，后“又与吴汉、盖延等书，盛言浮枉状，固求同徵”，刘秀不许彭宠之请、吴汉等亦不敢替宠进言。

吴汉与宠为同乡和同僚，当属北人功臣集团，其在彭宠被陷时竟不敢上书相助；耿弇亦属北人功臣集团，为刘秀近臣，刘秀命耿弇讨宠时，“弇以父据上谷，本与彭宠同功，又兄弟无在京师者，自疑，不敢独进，上书求诣洛阳”。可见，平乱前刘秀借彭宠**北人功臣集团已初见成效。定宠乱后，东汉从河北向乐浪推进，对东北部地区逐步加强统治。

攻占渔阳后王遵受命引军东进，其于建武六年（30）平乐浪王调；此后，又过十四年，至建武二十年（44）刘秀再定乐浪。虽然东汉承袭了西汉在东北的建制，但其辖区总体呈缩小态势。刘秀在东北与中原是双管齐下。建武五年（29）底刘秀已统一关东，建武十年（34）其灭陇右隗氏势力，建武十一年（35）以灭巴蜀公孙氏为标志刘氏集团基本统一**。

由渔阳至乐浪、再折至辽东，东汉对东北的战争经历了由浅及深、由点及面、放弃部分以集中力量确保整体的过程。依己方力量变化根据地缘政治的关联性不断制定新的平衡线，这正是刘秀**成功治理东北的原因所在。